总部设在德国、专事观察各国廉洁程度的“透明国际”的名头正日益响亮。他们根据对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商人、访客及有关部门、机构的问卷调查，以及其他材料，包括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以他们与哥廷根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格拉夫·兰姆斯多夫共同设计的“反贿赂指数”，对若干国家的廉洁程度打分、排队。各国所得分数——最高为10分（今年名列第一的丹麦即被评了10分），最低为0分（理论上如此，但今年得分最低的喀麦隆、巴拉圭、洪都拉斯均为1．4分），可称“廉洁指数”——反映了各国的透明程度，或各国在他人眼里的透明程度。
透明国际近年来每年定期发表的各国廉洁排行榜（今年上榜国家达到最多的85个），已越来越引起不很透明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PaoloMauro还据以对腐败的危害作颇为学究的深入研究，最近他在《金融与发展》撰文说，通过回归分析，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腐败指数譬如说从6点提高到8点，那么就能把它的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
诚如透明国际主席彼得·艾根所说，该廉洁指数“不仅仅衡量腐败程度，它主要反映人们对腐败的看法”：丹麦、芬兰、瑞典、冰岛、挪威这些人们从来认为几乎没有腐败行为的北欧国家在榜上一直名列前茅；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等口碑不错的国家，排名仅稍稍逊之；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得分不高、排名靠后，事实上这些国家确实陷入了贫困与腐败的恶性循环，某些政府甚至刚刚认识到腐败可能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除此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结论。一是腐败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中东欧新兴工业国家的反腐成绩不错，但一些重要工业国家的成绩则令人担忧，如意、法、美、以、奥诸国，政府一直为腐败问题而头疼。二是工业国家加剧了第三世界的腐败。彼得·艾根说，“如果工业国家不进行非法活动，那么许多穷国的腐败和腐败对经济发展与穷人命运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工业国家不愿加入去年11月通过的反贿赂公约，如德国和法国就曾表示反对，它们担心反贿赂的严厉措施会造成自己国家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吃亏”。三是经济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总是好事。经济援助代价低廉，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不需要说明去向，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一些腐败问题的根源。
此外，中国的反腐败实践及其成果令各国同行既羡且敬，羡的是中国同行拥有政党、政府和民众强有力的一致的支持，敬的是中国自90年代初大力反腐肃贪以来，取得了和经济建设一样骄人的成绩，廉洁程度稳步提高，政治日益“透明”。设在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也对与亚洲有重要商业往来的商人进行问卷调查，方法相似，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他们的“指数”也划分为0－10的不同等级，但方向相反，可称“腐败指数”，其中新加坡名列第一，香港特区紧随其后，中国则由去年的8点升为今年的6点。
正如人们希望拥有未受污染的空气、河流，拥有无病无灾、清洁健康的物质生活一样，人们同样希望拥有没有各种社会病症、清白纯洁的精神和心灵生活。无论透明国际的研究结论代表了哪一种透明观，至少其名称表达了各国民众共同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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